职业打假能年入百万？起底背后江湖：有店被起诉千次是较线)

　　在重庆一名熟悉职业打假人的律师看来，200万这个数字不算离谱：资深职业打假人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高额收益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职业打假人这一行业。阿玖明显感觉到最近几年圈子的变化，打假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是外地来的。

　　但天然立场的对立，让打假人和商家之间摩擦不断。阿玖曾在开庭后被人堵在路上，打到头破血流。刚入行不久的邢钧也开始见识到潜在风险：有人在我们楼下蹲守来着，好几天呢。

　　胡勇和向志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购买取证时被店家发现殴打、开庭后在法院门口被商家围攻……以上种种都让职业打假人们格外谨慎防备。阿玖时常住在办公室里，妻儿另有住处。安全是最大考虑。他说。

　　商家们也在店里开始增配摄像头，大多直接安在收银台附近，全程摄录客人购买细节。群聊里，但凡有一个客人长得像打假人，都会被商家把长相发到群里，提醒同行多加注意。我可以这么说，只要你被认定为疑似打假人，至少在我们茶叶这一行，你走到任何一个店里，恐怕都买不到东西了。詹林福说。

　　另一方面，环境与氛围也在发生着变化。2021年12月27日，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认定一名19岁的职业打假人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将其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他被媒体称为中国年龄最小职业打假人，在不到一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跟商家打了800多场官司，获利十几万元。

　　今年4月，重庆忠县王女士的扣肉店，被疑似职业打假人买走150碗真空包装的扣肉并以三无产品名义提起诉讼，法院最后判决王女士退赔总计近5万元。扣肉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如何界定假货和职业打假人算不算消费者成为争议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26条第4项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第34条第10、11、13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有些被打假的商品，不是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不能算是假货。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认为，在许多案子中，职业打假人利用了现行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对宽泛的定义，达到自己牟利的目的。

　　比如扣肉案，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职业打假人纯粹就是为了牟利，而非出于对食品安全本身的监督。在李建看来，职业打假人已不属于正常消费者范畴，职业打假人的购买行为也不属于正常消费的范畴，一个人买150碗扣肉，明显吃不完。

　　但打假人们看法不同。胡勇和阿玖均不认为150碗扣肉案属于恶意碰瓷式打假。在胡勇看来，标签规范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最低门槛，说只是标签瑕疵？连标签都做不好，如何保证内容物质量？

　　作为从业者，胡勇在谈及职业打假人时十分谨慎，他更愿意用较真的维权者来定义自己，并认为职业打假人是含有贬义的、污名化的标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也成为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屡屡被质疑打假行为合法性的基本依据。

　　在中国法学会会员葛树春律师看来，职业打假人的出现，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奖励性赔偿的立法初衷。本身是鼓励消费者维权，但是当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后，这又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他认为，良性打假应当推动产品质量本身的改进，而不是对标签、包装等非关键性环节的纠缠。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也认为，如何确定消费者和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一线法官就个案进行更常识性的判断。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小理则反对动辄用敲诈勒索给职业打假人定性。如果他们拿着东西主动找店家索要高额赔偿，那是敲诈勒索。这里要注意，必须是主动索要，店方自己提出和解是不算的。打假人只要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流程提起诉讼、获得法律规定的赔偿，这没问题，谈不上敲诈勒索。吴小理说，如果认为职业打假人的行为超出了正常范畴，应该做的是出台更细致的司法解释，一种可能是，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和分级，以区分不同的赔偿程度。

　　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一份答复意见中称，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葛树春律师认为，这份答复意味着食品药品在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之外，最直接目的还是为了遏制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等欺诈行为。食品药品不同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用民间打假遏制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实际确实调动了一些人的积极性，确实对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有打击作用。

　　重庆打假案一审的高胜诉率，也成为了坊间的话题。为什么在打假这个领域，同样的法律框架下，重庆这个城市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法官有自由裁量权，所以当法律规定相对笼统时，每个地方都可以有自己的倾向。第二个是先例惯性，类似的案子只要前面判赢，后面大概率也跟着判赢。一名曾审理过职业打假人诉讼案例的重庆前法官说。

　　一位接近重庆法院系统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职业打假这一行为，此前重庆总体上氛围确实较为宽松。但在近来特别是150碗扣肉案后，法院系统已受到了触动。

　　据知情人士介绍，5月23日，重庆法院系统曾组织过一个会议，专门就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向各界了解情况、征求看法。

　　除了法院、质检机构等政府部门，会议还邀请了一些遭遇打假比较严重的商户、公司一起参会，听取我们反映情况。一名受邀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职业打假人确实已经引起重庆高院的关注，但就此话题暂时无法接受进一步采访。

　　重庆消费者协会表示从未和职业打假人产生过联系。记者多次致电重庆市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采访，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150碗扣肉案后，重庆的职业打假者们普遍感觉到了温度的变化。无论胡勇还是阿玖，手头上的案子立案开始变得艰难。最明显的是网络打假不给立案了，法院会推给商家所在地。胡勇在6月5日接受采访时说，明天我有个福建的案子要开庭，申请远程参加，对方法院说没有这个条件。这等于把网络打假的路封死了。谁有时间精力去外地诉讼？我手上还押着10多万的货物，目前等于全亏。

　　胡勇认为这极不合理，会导致消费者放弃维权。我们只是行使监督权。很多消费者没有知识储备、没有时间精力去维权，不意味着我们这些较真的维权者就不该存在。他仍记得第一次胜诉后的职业成就感，以及在获利的同时，自我成就的英雄梦想，最具体的例子，重庆本地的一些超市，这几年能被我们抓到的问题商品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推动商家改进的明证。

　　只要有假货在，职业打假人就会在。阿玖仍保持乐观，在他看来，职业打假人是市场监管的补充力量，我们的存在是对商家的震慑。只要你自己不出问题，怕我们打假人做什么？（文中阿玖、阿旺、邢钧、向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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